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“建设职能科学、结构优化、廉洁高效、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”，这为全国地方服务型政府建设提出了清晰的要求，指明了方向。

　　服务型政府建构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使命，也是地方政府改革的主要目标。什么是服务型政府？简单地讲，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。问题是，我们一直在坚持为人民服务，为什么还要强调建设服务型政府？这说明我们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还没有到位，还需要进一步从理念上坚持“以人为本”的执政出发点，从体制上改变对上负责、对下不负责的价值观，从机制上确立公众满意度为最高标准的行为导向，从制度上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。

　　观点

　　当下，各地服务型政府建设成绩卓著，但在进一步推进过程中，还要防范四大不良倾向——

　　第一，防范形式主义倾向，避免说得多、做得少，诚意多、成效少。

　　第二，克服疲软主义倾向，避免服务无能，有心无力。

　　第三，摆脱技术主义倾向，过度依赖技术，摆花架子。

　　第四，拒绝民粹主义倾向，不能不计成本，将服务异化为迁就，将迁就异化为讨好。

　　服务型政府建设呈现四个积极特点

　　当下，各地服务型政府建设成绩卓著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。

　　第一，由理念诠释转向具体作为。长期以来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宗旨一定程度停留在理念层面，没有制度化与机制化。当下，各地政府将公共服务的基本价值内化为政府官员头脑中的思想，内化为服务质量及其服务到位的责任，实现自身角色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型，并构成公务人员深入群众、了解实际、服务民众的制度推力。

　　第二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创新。以往地方政府改革的动力往往源于下级服从上级、地方服从中央，源于以GDP为核心的同比数据，满足于局部硬件优化的比拼，基本处于被动适应局面。以行政服务中心为代表的服务型政府建设，在为民众提供全方位、快捷服务的流程中，一致表现为主动、公开、透明、热情。窗口之间的协同活跃，更引发了部门之间的大部制探索，展现出政府整体性、便捷性、统一性特点，有效展示了公共服务的增量与优化。

　　第三，由形式更新转向内涵优化。一开始，各地服务型政府建设更多注重外在形式，更加愿意短、平、快出成绩，更愿意从外部运作入手。随着公众日趋理性，社会日趋进步，服务型政府的内涵价值与质量越来越被关注。各地开始认真设计服务标准、设置服务责任，实现服务目标理性化、服务方法规范化、服务环节程序化，服务内容优质化，服务考核公开化。

　　第四，由主观意愿转向客观担待。地方政府长期习惯于自我真诚与主观判断，单向性地输送服务形式，单方性地确定服务内容，公众只是被动接受服务的对象。而公共服务的真谛是以民为本与实事求是，以民众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，通过与民众互动，了解民众需求的局部性与整体性区别、辨识眼前需求与长远利益的结合，以此来制定公共服务政策、选择公共服务形式、安排公共服务内容。这就需要纠正封闭式的政府工作方式，健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平台，构筑长效互信基础，完善民众参与机制，建构服务监督机制。

　　苏州服务型政府建设着力做好“八个服务”

　　苏州公共服务也在积极前行，探索了不少先进做法，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，具体体现在服务民生上。

　　第一，服务教育。为了保证教育资源均等化，苏州努力做好教育规划布局的调整，注重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有效衔接，完善教育质量评价机制与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“立交桥”。

　　第二，服务健康。为了健全医疗保险统筹机制，苏州市努力坚持“保基本、强基层、建机制”，推进医疗、医保、医药联动，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水平，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辐射。

　　第三，服务就业。苏州市服务就业与服务创业相结合，将高校毕业生就业与农村转移劳动力、城镇人员就业一起抓，并在城乡劳动力职业培训、大学生就业实名登记、定期发布企业工资指导等方面着手，完善城乡一体化的就业体制。

　　第四，服务养老。苏州实行城乡老年居民社会化服务100%全覆盖，合理布局养老服务设施，发展居家养老和老年服务业，建成“15分钟社会保障服务圈”。

　　第五，服务出行。为了建设“公交都市”示范城市，苏州市在公交优先发展新三年行动计划中，力争完善公交运行线网，建设城市轨道交通，优化交通换乘系统，充分发挥轨道交通、公交、公共自行车的综合效用，推进城际公交发展。

　　第六，服务生态。苏州市实施生态文明建设三年行动计划，推进“十大工程”，持续优化“四个百万亩”，严守耕地保护、开发强度、生态保护“三条红线”。

　　第七，服务文体。苏州市在构建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上力求功能明确、网络健全，重点建设了10分钟体育健身圈，并将公共体育设施、学校体育设施全方位向社会开放。尤其是环古城河栈道修建，方便了民众，方便了健身。

　　第八，服务创新。为了增强行政审批服务的规范性，苏州市向社会公开所有行政审批事项的设定依据、受理部门、提交材料清单、审批环节、审批时限、审批标准、收费项目，倡导超前服务、预约服务、上门服务、自助服务、协办服务、代办服务的范围，大大方便了公众。

　　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还需防范“四种倾向”

　　服务型政府建设在继续发展中，取得成绩的同时，还需防范四种倾向。

　　第一，防范形式主义倾向，避免说得多、做得少，诚意多、成效少。有些时候地方政府往往热衷于“看得见、摸得着”的基础设施、形象工程，干扰了财政预算，产生了巨大浪费，显示一种“浮躁行政”。第二，克服疲软主义倾向，避免服务无能，有心无力。政府的服务不可能全能，也不可能“一府独挡”，政府的公共服务离开了社会参与，全能往往会变成无能。第三，摆脱技术主义倾向，过度依赖技术，摆花架子，冲淡了民众对整体软环境的关注，导致公共服务本末倒置、避重就轻。第四，拒绝民粹主义倾向，不能不计成本，将服务异化为迁就，将迁就异化为讨好。

　　有些地方只要有人开口，就会违背常规地作出承诺，不顾民众需求的实际状况与轻重缓急，不顾自身实际能力与整体规划。

　　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注入公共理性，最根本的是强调公共性。公共性意指政府包括其公共权力的内在要件和公共职位的外在要件，都属于社会公众。公共性是服务型政府建立的价值基础，是人类对公共服务制度设计的升华。服务型政府的公共性是指政府服务的范围是公共领域，政府服务的内容是提供公共产品，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及内容受法律限制。明确政府服务的范围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，将私人领域的事务还给社会和个人，节约公共资源和成本，提高政府工作的专业程度及效率，解决政府错位的问题。

　　面对过度服务引发的超载，服务型政府必须明确公共性的限度，民众需求增加并不意味着任何需求都要得到政府回应，尤其是特殊个体或群体的要求不能称为公共性需求。应具有公共理性，即调整服务型政府结构，明确服务内容与服务范围的合理限度，到底为谁服务、服务什么、服务到何种程度，使社会发展状况与地方政府服务侧重点、梯度层次相匹配。

　　服务型政府的建构，不是想当然的身份转换，也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现状，而是在注入人们主观努力的基础上，需要法律的界定与规定。我国政府建设与改革的向度已经开始从国家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，不会一蹴而就，但只要坚定不移地不懈努力，就一定能够实现。